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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的文学传统与小小的我散文

散文 时间:2019-10-19 我要投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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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是渺弱的,置我于陕西的文学传统之下,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,当然也不是时候。不过我的文学行为,毕竟受其影响,我对它的感情是真切并浓烈的,而它对我的启示则大为深刻。

  我出生于少陵原上,杜国故地,文化若香。农民靠天吃饭,又受官方指挥,生活已经十分辛苦。然而他们仍能喜欢唱戏,并阅览小说。加入于这些农民之中,我知道了柳青,杜鹏程,王汶石,并读他们的书。这是在我十五岁之前。那时候,我才处于从小学到中学的进程,还没有当作家的理想,甚至还不知道作家究竟为何物。然而小说,作家,柳青,杜鹏程,王汶石,毕竟都是信息,而且我接受了这些信息。我以为这些信息的传播就是影响,尽管它是无形的和侧面的。有了当作家的念头之后,我对这些信息的接受便成为有意的和主动的。我喜欢柳青,因为他的作品之中有诗,然而杜鹏程生硬,王汶石隔阻,都不十分喜欢。还读了魏钢焰和李若冰的散文。之后又读到贾先生的散文,觉得新鲜,眼睛为之一亮,因为他流异气,呈异质。这些印象都是在少陵原上产生的。不过我已经决定考大学,离开乡村,要到城市去圆作家的梦。抱负很大,有一种内在的张狂,然而多年之后才知道:不易,很难!

  贾先生颇有个性,其作品的趣味,及其机智的发现和敏锐的感觉,其文字的柔性表达,都长久地吸引着我,并琢之磨之,向往之。我二十二岁那年,路遥横空出世,引起了一代文学人的关注。在大学自习的教室,我读完了高加林和刘巧珍的故事,它使我摩拳擦掌。不过也很清楚,路遥是无法学习的,我缺乏像他那样的经历。路遥的问题在于使用自己的资源像使用自己的生命一样缺乏节制,从而文学的功名建立之日,竟是资源与生命枯萎之时。当陈忠实把整个社会的目光转移到他身上的时候,我的三十而立已经完成。我的意思是,我已经有了人生的价值向度和艺术的审美标准。不过他是如何积累的,如何把量变推向质变,是如何把异民族的文学融入本民族的文学的,他的心理,他的处世,无不需要研究。贾路陈三人是当代陕西文学的三棵大树,潼关以外的人之所以关注陕西文学,无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学成就。陕西很多作家,包括我,都在这三棵大树的荫庇之下。

  我曾经得到了陕西很多作家和批评家的帮助。我有一个珍藏于胸的温暖的名单,排列第一的当属 刘路先生,这是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,而刘路先生则是大学的写作教师,也是作家和批评家,我有近水楼台先得月并久得月之幸。不过我以写作散文为主,而散文在陕西则处于边缘地带,诗歌也是。我一再注意到,有人论及陕西文学,实际上评议的仅仅是陕西小说。这是一种偏见。我也注意到,某文艺团体挑选作家代表出席会议,但在其名单上却没有散文作者,当然也没有诗歌作者。这是一种霸道。这种偏见和霸道,恰恰是陕西的文学传统的产物。陕西的文学传统喜欢孕育这种东西。

  实际上把陕西文学放之辽阔的艺术与史的背景,就会清楚地发现陕西的文学传统有一段是充满缺陷的。这一段传统紧随官方意志,甚至脱胎于官方意志,从而缩短了作品的艺术寿命。柳青,杜鹏程,王汶石,无不是盈盈才华,但其作品不过红极一时。今天有几人读他们的作品呢?俱往矣,因为它们不能给今天的人提供什么使用价值了。它们的使用价值几乎消失殆尽了。然而鲁迅和曹雪芹不是这样,托尔斯泰与荷马也不是这样,其作品的使用价值始终为很多时代和很多民族服务,并在形式上反复翻新。以陕西的文学传统为荣的人,可以责我叛逆,然而我仍要指出:扬弃和超越这一段传统才是大道。我注意到,陕西作家很多都这么做了。贾先生是游离于这一传统之外的,路遥和陈忠实不过是骑着马找马而已。我对陕西的文学传统还有一点意见,就是它长期压制了郑伯奇这一流派的文学思想。我以为这既是郑伯奇的悲哀,也是陕西文学的悲哀。郑伯奇之源在新文化运动,而新文化运动则是提倡尊重人的。他也是学者化的作家。他懂哲学,也懂宗教,知识结构健全而丰富。但他在陕西却是长期被忽略和被冷落的。

  陕西的文学传统显然不仅仅在柳青,杜鹏程,王汶石,它还应该延伸在遥远的地方,似乎应该在牛兆濂,在张载,在王维,杜甫,白居易,在司马迁,在风颂雅,在凤鸣岐山。把陕西文学置于这样一个伟大的精神空间,它的承袭才会正宗并丰饶,而一个作家若我,则将可能有真实的自信和谦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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