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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周的杂文随笔

随笔 时间:2018-12-28 我要投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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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太平广记》和冯梦龙的《喻世明言》中都有马周的传奇故事。他的与众不同之处,除了既不是来自功臣豪门,也不是来自科举考试的“一介草茅”,他还有让李世民“我暂不见周即思之”的本事。

  贞观初年社会不稳定,他代武夫常何向李世民所陈时政利害,内容除了保证皇帝安全的六街设鼓以代传呼,飞驿以达警急,宿卫大小交,就是纳居人税搜刮敏财。李世民当然喜欢。后来李世民征高丽回来,他又让太子“遣所留贵嫔承恩宠者迓于行在,太宗喜悦,高宗曰:‘马周教臣耳。’太宗笑曰:‘山东辄窥我。锡赉甚厚。”这个山东人摸透了李世民的心理。

  《贞观政要》记载李世民曾对魏征说:“崇饰宫宇,游赏池台,帝王之所欲,百姓之所不欲。帝王所欲者放逸,百姓所不欲者劳弊。劳弊之事,诚不可施於百姓。朕尊為帝王,富有四海,每事由己,诚能自节,若百姓不欲,必能顺其情也。”可是,贞观十一年,当了侍御史马周就上书说:“贞观之初,天下饥歉,斗米值百绢,而百姓不怨者,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。今比年丰穰,匹绢得粟十余斛,而百姓怨咨者,知陛下不复念也。”穷的时候百姓不怨,一旦有点富了,百姓反而怨声四起。随着国力日强,李世民开始“不复念”百姓,而且“多营不急”,百姓创造的社会财富,被他视作了帝王之欲膨胀的本钱。而百姓的支持率,也从来都不是一定与社会财富的积累成正比的,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,百姓当然不乐见被少数人独享。魏征当时回答:“陛下本怜百姓,每节己以顺人,臣闻‘以欲从人者昌,以人乐己者亡。’”但百姓之欲与“以人乐己”的帝王之欲,总是难以调和的,尤其是社会财富积累到了一定程度,这种矛盾就越来越变得尖锐了。马周指出了短期行为的祸害性,“自夏、殷及汉氏之有天下,传祚相继,多者八百余年,少者犹四五百年,皆为积德累业,恩结余人心。岂无辟王?赖前哲以免。自魏、晋以还,降及周、隋,多者不过六十年,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。”所以他指出:“临天下者,以人为本。”失掉了人心,帝王之欲是很容易破灭的,这也是李世民最为顾忌的。

  马周临终,亲手将上书的稿件烧掉了,说:“管、晏彰君之过,求身后名,吾弗为也。”这句话也告诉人们,鲜为人知的“君之过”一定还有不少,此时已到了唐太宗李世民驾崩的前一年,当年魏征曾把给皇帝提的建议稿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。唐太宗怀疑魏征故意博取清正的名声,心里很不高兴。魏征死后,唐太宗不仅解除了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,还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!这不能不说是前车之鉴,也是马周乖巧的表现之一。

  马周的乖巧还表现在他劝说李世民装孝。以孝治国的帝王之家,孝道常常是最成问题的,李世民还为自己修建了去京三百余里的九成宫用于避暑,可是太上皇的宫殿不仅在城外而且卑小,世民去避暑了,“太上皇尚留热所,而陛下自逐凉处”,孝子的“夕视膳而晨昏起居”又如何解决?所以马周“愿营筑稚堞”为太上皇“起门楼,务从高显,以称万方之望,则大孝昭乎天下矣。”

  在用人问题上,李世民不仅曾想让皇子二十一人任州刺史,子孙世袭;又令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世袭州刺史,这样岂不是要国无宁日,所以他必须反对。此外“朝廷独重内官,县令、刺史,颇轻其选。”地方上不可避免地由“武夫勋人”外行管内行,京官不称职了,下放到地方上,重要的边远地方有德行的就少之又少了。这是难以改变的利益分配问题,但接下来他又提到无他长处的王长通、白明达等人本来是“乐工舆早杂类”;“韦槃提、斛斯正,则更无他才,独解调马。”他没有讲这些人有害于治国,而只强调这些人与士大夫为伍,有失国家的体面。

  欧阳修在《新唐书》中不同意马周自认为自己之才,不异于同样来自民间的商朝傅说、周朝姜太公。他说:“然(马)周才不逮傅说,吕望。”这位自学成才,徒步二千里来到京城谋发展的马周,其成功的关键在于“跡夫帝锐于立事,而周所建皆切一时,以明佐圣。”他虽然是个乖巧的人物,但建树与傅说,吕望确实是无法比拟的,不宜给予过高的评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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