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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应芳研究综述论文

论文 时间:2019-10-21 我要投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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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[摘 要]谢应芳是元末明初的理学名人,著名隐士,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。古人对他思想的评价多重笃志卫道的一面,偶尔提及他隐逸的方面,并不全面。在对他的作品的评价上,古人多重思想内容,集中阐述其作品淳化风俗、关切民隐的方面,很少涉及其艺术特点,也不全面。今人对谢应芳的研究无论在思想、作品上都有欠全面和深入。

  [关键词]谢应芳 研究综述 古人评价 今人研究

  谢应芳(1296-1392)字子兰,自号龟巢老人,江苏武进人,生活于元末明初。谢应芳一生好学,以读书为乐,“我生无他长,耽书竟成癖”[1](卷四)。他学识渊博,有“大雅才,胸藏经史库”[2](p190)。元朝末年,社会动荡,战火波及大半个中国。谢应芳的家乡也发生了战乱。他被迫携家人逃往吴中,在外整整漂泊了十八年。后来江南战事平定,他才重新回到家乡。战乱归来后,他隐居家乡的芳茂山,直到去世。谢应芳在当地颇有名望,很受士人和官员的推崇。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记载他“德望重于东南。”[3](p12)《明史》也记载:“(谢应芳)避地吴中,吴人争延致为弟子师……达官缙绅过境者,必访于其庐。”[4](p7224)在他死后,“吊唁者几遍宇内”[2](p157)。虽然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,但是谢应芳始终没有做官,只以一个教书先生的身份终了一生。谢应芳一生清贫,生活上常常陷于困境。但他从不以贫为意,泰然处之,“一室萧然,晏如也”[4](p7224),显示出超然的隐者风范。

  谢应芳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名望,但是他蔑视功名利禄,追求自由安闲的生活状态。他屡次得到当地官员的推荐,却始终不肯出来为官,过着隐逸的生活。谢应芳一生基本靠教书和农耕为生,处境极为贫寒,经常忍饥挨饿。比如在《谢许克敬六月惠炭》中他写到了自己年老体衰还要受严寒之苦的情景:“去年腊月人冻死,我亦牛衣眠不起。家僮赤脚令采樵,日暮归来堕双指。”[1](卷五)在严寒之中,很多人冻死了,年老体衰的自己躺在牛衣(用麻或草织的给牛保暖的护被)里勉强渡过了冬天。为了取暖,家僮不得不一大早光着脚出外采一些散木,日暮回来后手指都冻断了。虽然处境如此艰难,谢应芳依然坚持过隐逸的生活,并且表现出知足有乐的心态。比如他在诗中写道“侬亦自知足,做诗谢天公”[1](卷十七)(《负暄》),“眼前能自足,身外更何需!”[1](卷三)(《和徐仲刚归田》)粗粝的饭蔬,不仅淡而无味,有时其实是难以下咽的。谢应芳却认为其中的味道不亚于山珍海味,“蔬食犹膏粱”[1](卷四),“藜床甘且寝”[1](卷四),有无穷的乐趣在其中。对于谢应芳的隐逸行为,后人极为推崇。明人毛宪在《景贤录原序》中也称其“遯世高风,回迈流辈”[2](p175)。

  古人对谢应芳的评价更多的是集中在笃志卫道、发扬理学的精神上。谢应芳一生信奉儒学,认为“九流百家莫大于儒”[1](卷六)(《芸室记》),尤其笃信程朱理学,“少颖悟,好读书,尤潜心宋儒之学。”[2](P167)谢应芳一生身体力行,努力实践理学思想。他从小就严守理学所倡导的言行规范。明人段民在《龟巢先生传》中说他“自幼潜心宋儒之学,守其绳墨,斤斤不失尺寸”[1](p169)。不仅自己身体力行,谢应芳一生始终以移风易俗为己任,“事事维持伦纪,言言扶植纲常”[2](p163),努力改变有违于儒道的社会风俗,坚决捍卫理学精神,捍卫儒道在社会中的地位。比如《静严公邀同族中谢士鳌等请建专祠呈词》中便记载了谢应芳许多笃志卫道的事迹:“(谢应芳)清议而扶持明教。学中去土神之配,吴中撤范蠡之祀,皆以明大义而振人心。常郡复道乡之墓,苏郡修元公之祠,无非劝忠孝而维名节也。”[2](p159)

  对谢应芳笃志卫道的举动和发扬理学的精神,历代政府和儒者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比如清朝政府公认他是“理学名贤”[2](p161),把他视为扶植名教的楷模。明人毛宪在《景贤录原序》中说道:“元季以来,道日晦塞,三纲沦灭,禽兽逼人,又何啻老佛而已!当时以道鸣者,偃然都高位而无所救正,而况其他乎!先生崛起其间,本诸醇笃之行,济以精博之学,遁世高风,遯世高风回迈流辈,而其见于言者皆民物则之训。所以距淫辞,息邪说,明天理而正人心者,居然可见。时虽不偶而力障狂澜,志则伟矣!”[2](p175)这样的评价在关于谢应芳的历史记载中比比皆是。

  谢应芳一生著述颇丰。据《龟巢先生行迹》记载他著有:“《辨惑编》五卷、《思贤录》五卷、《怀古录》三卷、《毘陵续志》十卷、《龟巢稿》二十卷,又《汲古录》、《东里志》、《延陵小记》若干卷。”[2](p169)今天可以见到的有《龟巢稿》、《辨惑编》、《思贤录》和《怀古录》四种。其中谢应芳的存诗将近两千首。谢应芳的作品内容非常丰富,全面反映了他的思想。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谢应芳的思想具有复杂性和丰富性。他不仅有笃志卫道、发扬理学精神的一面,也有超然隐逸的一面,同时也有着一定的出世思想。

  对于谢应芳本人的评价,古人多看重他思想上笃志卫道的一面,对他思想中隐逸的一面虽有所提及,但是很少。对谢应芳作品的评价也是如此。古人对其作品的评价多从思想内容着眼,而且基本都从他作品淳化风俗、关切民隐等方面的思想内涵进行评价,非常看重其教化作用。如《毘陵人品记》中言:“其所述皆以正人心、息邪说为主。”[5](p151)清人沈德潜评价他:“所著诗文雅正醇茂,荟萃经史之腴。凡夫崇论闳议,长歌短谣,多有裨世教。”[2](p156)等等。

  对于谢应芳作品中超然隐逸的思想和入世的思想,古人基本上没有提及。古人也有对谢应芳作品的艺术表现方面进行评价的。如《明史》言其“诗文雅丽蕴藉”[4](p7225)。但是这方面的内容很少。

  可见,古人对谢应芳作品的评价并不全面,体现了一定的思想局限性。

  综上所述,谢应芳的作品数量很多,而且全面反映了他丰富复杂的思想,具有比较高的研究价值。同时谢应芳一生都笃信理学,并且为了捍卫理学、发扬理学终生奋斗不息,是一个极受古人推崇的理学名人,在理学史上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,是研究理学不应忽视的一个现象。但是,今人对谢应芳的研究很少。关于今人对谢应芳的研究,笔者仅搜集到三则,其中两则出自文学史著作,一则为单篇的论文

  黄拔荆的《中国词史》提及了他的词在题材上的特点:“表现出强烈的反战情绪;鄙视功名利禄,感慨身世不幸;其词数量最多的是表现他闲云野鹤似的隐者生活风貌”。作者认为第三类词“多属沿袭传统的表现手法,所用的语言、词汇、典实,基本上也是老一套,缺乏新意,使人有似曾相识之感。加上不少作品意境相同或相似,虽时有佳句,而名篇却是寥寥无几。其中比较清顺可读的只有数阙。”[6](p632-635)

  杨镰在《元诗史》中将谢应芳列在“避难诗人”一节,写道:“……作为真正的隐士,身处江山易代,秩序颠倒之际,几十年岁月安然以对,德享高寿。谢应芳可以作为这一类人的典型”。“晚年学行益劭,达官缙绅路经本郡,必到他家相访,他家中一室萧然,仅以布衣韦带与来访者接谈……其诗被世人评为可与傅若金相伯仲。《龟巢稿》中多有关于元末战乱的纪实之作,又证史之用。谢应芳文章则多为应酬而作,缺乏特点。由于他年寿极高,交往面也很广泛,唱和酬答时间跨度较大,相比而言,这类作品一般较真诚坦率。他是元代诗人中年寿最高的一个。”[7](p563-565)

  王广超的文章《谢应芳词初论》结合谢应芳的具体词作阐述了其词的思想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:“艺术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,表达了元明易代之际普通老白姓的心理感受”;“表达了身处异代的遗民感受”;“抒发了一些闲适之情”。这篇文章还阐述了谢应芳词的散曲化倾向:“大量运用俗语和口语”;“无论是长调作品,还是短调作品,多用散文化的句式来写词,在语义上,句与句之问联系较紧,意义也比较连贯”;“作词韵脚密而多;具有散曲风味。”[8]

  可以看到,今人对谢应芳有所关注,对他做出了一些客观正确的评价。如“身处江山易代,秩序颠倒之际,几十年岁月安然以对,德享高寿”,“其词数量最多的是表现他闲云野鹤似的隐者生活风貌”便准确把握了谢应芳思想中的隐逸方面。“这类作品一般较真诚坦率”的评价,也符合他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。他们的论述中也都涉及到了谢应芳作品对战乱生活的反映。尤其是王广超的文章《谢应芳词初论》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两方面对谢应芳的词进行了阐述,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谢应芳词的特点。

  结合谢应芳的全部作品,会发现今人的研究并不全面和深入。首先,这些研究多局限于谢应芳的诗与词,很少涉及文章,并不全面。谢应芳的文章数量很多,其中大量篇章不仅极富艺术性,而且鲜明地体现了谢应芳的思想,是研究谢应芳绝对不可忽视的材料。其次,对于谢应芳的思想研究和认识不够全面。谢应芳的思想很丰富,既有超然隐逸的一面,又有入世思想,尤其是具有强烈的笃志卫道思想。今人的研究对谢应芳的思想研究虽然有所涉及,但是非常简略。而且这些研究丝毫未涉及谢应芳笃志卫道的一面。所以今人的研究远远不能反映谢应芳思想的全貌。再次,对于谢应芳词思想内容的研究也不够全面。纵观谢应芳的词作,他的词虽然数量不多,但是所表现的思想内容也比较丰富。其中有超然隐逸的思想,有知足有乐的情怀,有强烈的否定功名的意识,有功业未成的悲哀,有战乱之中的特有情怀等。今人则只注意到了其中的一部分。由于崇尚唐宋词的审美趣味,这些研就对谢应芳词的评价也多偏颇之处。比如前述《中国词史》所言:“多属沿袭传统的表现手法,所用的语言、词汇、典实,基本上也是老一套,缺乏新意,使人有似曾相识之感。加上不少作品意境相同或相似,虽时有佳句,而名篇却是寥寥无几。其中比较清顺可读的只有数阙。”便是以唐宋词的审美趣味来要求金元词而得出的结论,并未认识到金元词不同于唐宋词的独特审美价值。

 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,谢应芳具有不小的研究价值。但是古人和今人对谢应芳无论是从思想上,还是作品上的研究都不够,而且他们得出的结论也多有偏颇之处。这些都有待于后人匡正、补充。

  参考文献

  [1]谢应芳,龟巢稿[A]四部丛刊三编(集部)[C]上海:上海书店,1985

  [2]谢兰生,龟巢先生祀录[A]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(第19册)[C]北京:线装书局,2003,4

  [3]嘉庆颙琰,嘉庆重修一统志[A] 四部丛刊续编本(第88卷)[C]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4

  [4]张廷玉,明史[M]北京:中华书局,1974,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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